定，副官已在外面敲门，是来送饭后的茶水。阮静秋正好也想借机问一问廖耀湘的伤势，于是拿起了一旁的药箱，说道：“我算着日子，差不多已经到了拆线的时间，就拿了药箱过来。”

他“噢”一声，立刻说：“你不提醒，我都快忘了。伤口长得好，你缝的针脚也巧，这几天，我一点儿也没想起这里还有一道伤。”

她无奈地：“军长还是别夸赞我了。若非你恰巧经过，我已在河沟里冻成了一个冰雕；可你要是没恰巧经过，胳膊上就不会落下这么长的一道伤口。”

他则笑说：“你是医生，一道伤口和一条人命哪个重要，你比我更清楚。在我看来，我不光庆幸自己恰巧经过，更庆幸只受一点皮肉之苦就能换回一个好医生，否则我现在只有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啦。”说着这些话，他似乎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关节，又偏头凑近她瞧了瞧：“难怪邱军长说你是个心思重的，这事有什么好惦记的必要？我救人又不是为了索取报答，你不要觉得因为这事就有了负担，就非要答应去沈阳不可，我另选他人就是了。”

她知道这话并不是为了说服她去沈阳而有意编织的，因为他这个人一贯直来直往，从不会刻意使用什么动听的字眼哄骗别人，而他所受的新式教育，也让他把身边每一位军官和士兵都看得非常重要，因此即便当时被压在车底下的人不是她，他也一定会同样毫不犹豫地出手相救。

她真诚地说了声“谢谢长官”，接着帮忙卷起他的衣袖，取出工具来拆除伤口上的缝线。拆线时牵扯皮肉，难免会有些疼痛，但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，只安静地坐着，乖乖将手臂伸长摊在桌面上。待到缝线全都清理完毕，他才终于“嘶”了一声，叹息着说：“可算熬出头啦。”

她故意板着脸道：“不过，即便军长救了我的性命，假如杜先生问起的话，我也还是要照实说的。”

他愣了愣，旋即笑了：“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，这丫头！”

工作交接又花去了近两天工夫，前往沈阳的军列将于转天清早出发，廖耀湘那时不在军部，她接了调令文件，也不知道该跟谁道别才好。某一个瞬间，她甚至生出些违令抗命的念头，但转念一想，为着不去见一个人，而让自己实打实地背上逃兵的罪名，实在是一桩很不划算的买卖。

她感觉自己这样畏缩的缘由，主要是与愧疚有关——远征军撤退时，依部队建制她原属新二十二师军医处，本该和师长廖耀湘一样奉军长杜聿明的命令撤进野人山。但中学历史课本上所记述的只言片语告诉她，即将到来的雨季将使半数士兵平白葬身在不见天日的热带丛林当中，且在这茫茫数万人里，最终只有一位女性活着走出了野人山。彼时她已在民国这方大染缸里沉浮了数年之久，对国府官员及军队的种种弊病看得分明，深知拿这事去向长官们进言可谓是半点用处也没有。法币近来都已投入使用，市场上的货币乱象已好多了。”

阮静秋不知道货币乱象究竟有没有像他说的这样好转，但他说的东北流通券和盖章法币，她还未曾用过。之前倒是有一些耳闻，说是军需处已经为这种盖章法币忙了好大一阵子，因为所谓盖章法币者，即是要用杜聿明的私章在法币上盖印，以此作为在市场上流通的凭证，投入使用后，与满洲币按一比十兑换。部队不断地进入东北以后，对这类货币的需求与日俱增，可见他的私章之忙碌，或许比他本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接着，他们又就此讨论了一些细节，大概是这事并不算多机密的缘故，期间她站在一旁听着，并没被他们请出办公室外。杜聿明是其中最少说话的那个，他大多时候认真聆听着其他人发言，偶尔蹙眉沉思，或者用他手里那支派克金笔在纸上书写几句。待到屋内其他人都发过了言，他忽然转向她，说道：“我派给你一件额外的任务。你工作之余，尽可多去市场看一看，把关于医疗备品的价格波动及货币流动的情况记录下来。除沈阳和锦州之外，抚顺、营口、鞍山、本溪等地，你也可以去。”

语罢，把他方才写了不少东西的那张纸递给她。她之前还以为他听其他人发言听得不光认真，还做了笔记记录，接过一瞧，才看见上头写的是她这件任务的一些要点，连同之后整理撰写汇报材料的方式方法、格式行文也一并列清楚了。她看得暗暗咋舌，原来他早在她回完话之后，就已经想到要给她派这项工作，且还能够一心二用，一边听着其他人说话，一边又写了这一整页跟那些发言没什么关系的东西。这类工作和她的本职一点关联也没有，她实在不明白司令部的参谋那么多，杜聿明为何非要把这件事派给她做。她并不是不想当面问个清楚，但此时还有诸多东北行辕的官员在场，再傻也知道她绝不能也不该在这里驳了自家长官的颜面。她无可奈何却又无法推脱，只好暂且应承下来。

会后，杜聿明又派来一个参谋和一个特务营的军官，叫这两人往后协助她办好这件差事。这位参谋也是留洋归来，且在外国学习的就是经济，把这些价格、市场、货币等概念及关联向她简要地一讲，她就明白了许多。来自特务营的这位军官，则是沈阳本